《狂飙》给扫黑剧带来哪些“质变”？******

　　口碑高开高走成为2023的“开年第一爆款”

　　《狂飙》给扫黑剧 带来哪些“质变”？

　　扫黑除恶题材剧《狂飙》2月3日晚在央视八套正式收官。该剧贯穿整个春节的播出，国民热度甚至盖过春节档头部大片，口碑高开高走，成了2023的“开年第一爆款”。即便把时间轴拉得更长，《狂飙》的表现都称得上现象级：不仅安欣、高启强、高启盛、陈书婷、老默、徐江、李响等主线角色每一个都获得极高公众认知度，张彪、陆寒、王秘书、麻子甚至小五等只有几场戏、几句台词的配角都被观众记住了名字并热烈讨论……上一部享受这种“待遇”的剧还是2017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再往前是2009年的《潜伏》。

　　《狂飙》为何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共鸣？从《破冰行动》到《扫黑风暴》，扫黑剧近年一直在小步前进寻求突破。《狂飙》这个激动人心的“开门红”有哪些从量变到质变的“狂飙”式进步？

　　创作思路的进步

　　跳出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和情节强度吸引观众的“舒适区”

　　正如编剧之一朱俊懿所说，作为后来者，《狂飙》失去了改编真实案例的先天机会，但这也倒逼《狂飙》创作者跳出了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、情节强度天然吸引观众的“舒适区”。

　　该剧让人耳目一新，根基是因为它在同类作品中独辟蹊径，构建了一部时间跨度长达20年的中国扫黑除恶编年史和回忆录。《狂飙》以 2000 年、2006 年、2021 年三个时间节点结构全剧，采用倒叙、插叙的方式呈现了20余年间的社会发展变化。选择这三个时间节点，既有政策宣传上的要求与考量，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下治安工作的特殊性。

　　《狂飙》以非常高的完成度，把时代感凝结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，不仅做到了大处不出戏，还在很多不起眼的细节上下了功夫。装着饺子的铝制饭盒、翻毛领的皮夹克、等离子彩电、小灵通……真实的年代感将所有人代入回忆。高启强跨越20年的不同造型，也有着非常准确的塑造。2000年的高启强穿着廉价的皮衣，脏兮兮，捞完鱼随时可以擦擦手，那是菜市场里鱼贩的真实状态；到了2006年，在大嫂陈书婷的一手包装下，精致张扬起来，那是撞色西服、戴墨镜、梳背头的黑老大；2021年，他的违法手段更为隐蔽，穿衣风格也向“保护伞”高官靠拢，低调朴素……

　　这样的创作思路，《狂飙》不是首创，近年来《大江大河》《人世间》《风吹半夏》等荡气回肠的大剧都在还原时代感上做到了足够的诚意，最终为自己赢得大众共情打下最坚实基础。现实主义“要精心修饰，修饰到观众看不出来，但能体会到”。那些为《狂飙》打出高分的观众，也是感受到了这份用心，才心甘情愿共情这个延宕20余年的故事。

　　人物塑造的进步

　　对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人物线丰满

　　《狂飙》塑造人物的突破之处，在于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，人物线丰满。有人说《狂飙》前半部可以叫《一个鱼贩的黑化发家史》。高启强的每一次身份转换，都有翔实、充分的前因后果，和真实细腻的动机。一个唯唯诺诺、被欺压得喘不过气的菜场鱼贩子，成长为黑道“教父”式人物，而他走向深渊的背后有着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真实纠缠。《狂飙》让很多人感觉一追就停不下来，正是因为人物和剧情是爽的，更是写实的。

　　另外，传统的扫黑剧中，黑白对立是最主线的矛盾冲突，而《狂飙》的安欣和高启强还有互为镜像的宿命感，说明创作者把人物的重要性摆在了故事前面。安欣和高启强两个原本不在同一社会阶层的人，因为自身不同的性格特点而作出了不同的命运抉择。在一些偶发因素的助推下，二人走上了不同道路，人生因此发生改变、命运不断逆转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人物立住了，观众才会有共情，也更愿意看故事。如果是靠强情节推动剧情，恐很难产生现在这种反响。《狂飙》借高启强诘问着黑暗面的来处和缘由；借安欣诠释难以摧折的正直与信念；借一众骨血丰满的人物，揭示人性的善恶抉择——老默面对女儿心存愧疚；行事狠辣的恶霸徐江也有软肋。他们的善恶不是天生的，更重要的是选择。

　　总之，当靠强情节和反转已经不再是吸引观众的制胜法宝，《狂飙》验证了同类题材可以把走进人心作为更好的设计。

　　演员标准的进步

　　演员依据剧本二度创作 靠细致、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

　　要想成就一部好剧，剧本是蓝图，演员的二度创作为其添砖加瓦。靠足够细致、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，角色才能是立体的而不是说台词的工具。

　　导演徐纪周找的演员，都是有生活阅历的。他的要求是，“千万不要照着韩国、美国的黑帮片给我演，一演就完了”，一定要让所有人相信，这是自己身边会发生的事儿，才会有共情。张颂文的表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，“他演鱼贩子，我能闻见鱼腥味。他演大老板，我能闻见古龙水味。”为了演好鱼贩子，开机前几天，张颂文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赶往水产市场，看鱼档老板怎么进货、卖鱼、杀鱼，后来剧里舀出鱼缸里的水洗手，就是他观察的收获。

　　好演员会比着琢磨角色、琢磨戏，拼命动脑子，在良性创作氛围中碰撞出更多火花。剧中安欣拿着警戒线推着高启强往前走这一“名场面”，当时剧本上只写“安欣拿着警戒线把高启强他们拦住”。而到了实拍时，安欣拿着警戒线一直往前推，拍出来气势上就会很好看，这些都是现场碰撞出来的。再比如安欣和高启强20年里吃饭的戏份在细微处有很大不同，演员通过表演也能够把饭吃出“年代感”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《狂飙》能够“飙”起来，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功不可没：无论是“双张”博弈，还是每一个或大或小的配角，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都非常高。值得玩味的是，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“传闻”，该剧开始的主演配置是“流量+实力派”组合，这是当下市场上比较稳妥的通行搭配方式，“传闻”或许是项目初始阶段真实的考量之一。而最终《狂飙》以目前的阵容出现，证明演技和适配度占更大权重的理性决策胜出，市场给予的反馈也足以提振行业信心。

　　这个结果说明，一部剧要想破圈引起共鸣，就应当成为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如此，使用流量演员反而显得“窄众”了——大众介意的是演员是否真的和角色匹配，以及他的演技是否真的能驾驭这个角色。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演员阵容，才能获得作品的流量密码。

　　文/本报记者 杨文杰 统筹/刘江华

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******

范瑞娟(1957年2月)

　　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　　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　　新房里的重逢

　　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　　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　　有缘千里来相会

　　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　　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　　在蜜月里

　　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　　我的丈夫

　　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　　慈祥的婆婆

　　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　　(1957年2月)